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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斯坦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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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15 00:26: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谷歌研究员吴军

美国和世界先后出现过很多的技术公司聚集地。但是一旦某个或者某一批大的公司开始走下坡路,这里的科技发展就开始渐渐落伍。早期的科技公司,比如AT&T和IBM集中在纽约附近,但是在这两个公司之后,不再有这个量级的公司出现。波士顿附近,尤其是128号公路两旁曾经有过一些向DEC那样的大公司和不少颇具发展潜力的公司,但是随着老的公司衰退,新的公司始终不能形成规模。这个地区很难对世界信息产业产生大的影响。硅谷能够半个世纪长盛不衰,一个原因是得益于亚太经济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靠斯坦福大学不断向硅谷注入新的技术。

很多人奇怪拥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为什么只能诞生一些小公司而出不来大的跨国公司。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坦福大学的办学方法和美国东部的名校有很大的不同。斯坦福不是简单地把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专业叠加,从波士顿搬到了加州,而是根据加州的情况办了一所全新的学校。只要同时在斯坦福大学和美国东部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呆过一段时间就能强烈地体会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众多差异中,最重要的是开放性。我这里讲的开放性不是指校门二十四小时打开任人进出,这个要求太低了。所有美国的大学,包括西点陆军学院和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海军学院都是没有围墙任所有的参观者开车自由进出。我这里讲的开放性是指一个大学在各方面,从教学到科研到生活融入了当地的社区。不论是生活在田园般的普林斯顿和康奈尔,还是大都市里的哈佛和哥伦比亚,你能明显感觉你置身于象牙塔中。一个学生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和中国大学围墙里的学生一样,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而教授,则是传道、授业、解惑加上做自己的研究。而生活在斯坦福,从教授到学生都很难有置身于象牙塔的感觉。

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开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学在地域上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导致了它从政府获得的研究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工学院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它的老对头麻省理工学院规模相当,但是前者从政府获得的经费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美国顶尖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经费的关系就会发现,大学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与它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成反比。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对很多教授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申请。首先要写很长的申请报告,然后一轮一轮地通过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经费的主管人员以及同行评审人做公关。在美国申请经费和在中国拿钱一样,人际关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经常请主管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会NSF、DARPA和国防部(DOD)的主管们参观实验室和参加自己的学术报告。而这些政府官员们要到斯坦福听一次报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这些离政府部门近的大学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远在加州,当然就很吃亏。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经提上终身教职并且不缺经费的教授到后来甚至懒得写申请了。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能从政府拿到大笔研究经费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事。和从工业界拿经费相比,拿政府的经费有很多好处。首先,美国政府的资助一般来讲强度较高,在这一点上各国政府都一样,无需格外说明。从美国政府拿科研经费,除非像研制哈伯天文望远镜这类特殊的项目,很少需要做具体的系统,只需要进行方法研究,最后交一份研究报告就可以了。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拿美国政府的研究经费容易交帐得多。比如搞语音识别研究,在中国拿了八六三的大额经费要做识别系统,而在美国只需要用计算机实现自己的算法,证明其有效即可。很少有教授会像李开复博士那样真正开发一个语音识别系统。(美国从来没有中国的科研鉴定会。)NSF和DARPA等政府的科研主管机构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它为教授们省去了很多做演示系统的时间和精力,让科学家们能够把精力完全集中于研究本身。这是美国能够在科技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并且几乎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毫无疑问,很多大学教授,乐于接受这样的项目,他们既可以专注于做学问、多发表论文,又可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美国大学教授的暑假三个月的工资要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出。)一些成名已久影响力很大的教授,更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长期大额的政府合同,比如我已经多次提到的著名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专家贾里尼克教授便是如此,他的经费常常是系里其它教授经费的总和。久而久之,他们和政府互相产生了极大的依赖,自己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

 
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可能有一弊。美国政府的NSF和DARPA等科研经费一般资助的都是工业界不愿意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比如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许多项目。这些研究课题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任何商业价值,有些可能永远没有商业价值,由政府出钱来资助这些项目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某个项目有了商业价值,并且可以由公司资助时,政府会渐渐减少并且最终停止对这些课题的资助,因为政府(纳税人的代表)认为没有必要和工业界做重复的事,更没有必要和工业界竞争。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对搜索技术研究的资助,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盈利的技术。几周前我接待了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Google,在最后的提问时间,一位官员问美国是否对Google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扶植和照顾,在场的Google副总裁回答,她觉得Google作为一个非常盈利的公司,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从政府得到特殊的关照。需要政府帮助的是那些小而且不容易盈利的公司,比如太阳能公司。

即使是在工程领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常常是非常尖端而且可能的应用面非常窄,有时发表的论文都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读,更不用说有商业意义了。贾里尼克教授讽刺这种现象是“除了论文的评审者,没有人会去读这些论文”。美国对政府研究经费管理很严,严格禁止拿一个项目的经费去资助自己其它研究项目,即使经费有结余,教授们也不可能用它来研究有实际应用意义的课题。于是,拿了足够多政府经费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应用课题了,更不要说自己去开办公司了。久而久之,在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里就营造了一种清高的风气,大家比谁获得的政府经费多,谁的研究论文出的多,谁的研究成果理论水平高。教授们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博士生们在学校时做实验、写论文,毕业以后接着当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有美国最好的电机工程系和计算机系,但是麻省当教授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种研究对创业帮助不大。

斯坦福大学远离联邦政府,从政府得到的经费相对比东部的名校少,这也不足为奇。但是,斯坦福大学守着硅谷,从工业界拿的钱比任何一个同样规模的东部大学不知多多少倍。从公司拿钱一般来讲强度不会有政府那么大,而且还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有些公司支持的研究项目甚至无法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所以美国东部名校的很多资金充足的教授不屑于和工业界打交道。

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
 
在斯坦福大学这类的例子非常多。大学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个教授能完成教学任务,并且发表足够多像样的论文,斯坦福并不限制它的教授到外面的公司兼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全时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轩尼诗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八十年代他在发明了精简指令集(RISC)的处理器MIPS后,便合伙创办了MIPS公司。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办公司上,而不是在斯坦福的教课和搞研究。几年后,MIPS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又卖给了它最大的客户SGI公司。轩尼诗本人才从工业界抽身出来,回到斯坦福担任了工学院院长。经过在工业界的一番闯荡,轩尼诗成为了难得的管理人才。几年后,他开始担任斯坦福的校长直到今天。现在,轩尼诗仍然是Google、思科和另一家上市公司Atheros的董事。

开放校园的真正含义在于像斯坦福那样,让大学融入社会。开放是斯坦福的“本”,而厂校结合是它的“用”。后者保证了大学开放校园的具体实施。

北美的很多工科好的大学,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都强调厂校结合。麻省理工学院为了让学生获得工业界的知识,和AT&T等大公司建立了共同培养学生的计划(program),进入该计划的学生要在AT&T工作一年(四个暑假),作为回报AT&T公司支付该学生的学费,美国不少大学有这种类似于奖学金的计划。这对于进入这些培养计划的学生来讲当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既解决了昂贵的学费问题(注释:美国私立大学学费是中等收入家庭无法承受的),又得到了很好的工业界工作经验,将来无论是去工业界还是继续读研究生都大有好处。但是,这种松耦合的结合对大学和公司的直接帮助都不是很大。对于学校来讲主要的好处不过是大公司替它资助了一些学生,同时替它承担了一部分职业教育的义务,但是学生们在公司做的题目和学校通常毫无关系,这种合作对于学校的科研帮助非常有限。对于公司来讲,虽然有了从名牌学校优先选择优秀学生的有利条件,并且这些学生工作后进入角色会比同龄人快一点。但是,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本科生,毕业以后并不一定要去赞助他们的公司工作。在实习期间,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新的思想和技术。

斯坦福和硅谷的厂校结合要超出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许多。斯坦福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人才的培养上给予了硅谷公司直接的帮助。在技术上的帮助反映在大量优秀的教授直接到硅谷的公司任职和研究这些公司的科研项目,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人才上的帮助首先反映在大学一直在为硅谷各个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进行继续教育。硅谷公司多数的工程师并没有硕士学位,不少人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专业水平需要提升,斯坦福大学为这些人提供了非常方便的进修计划,他们可以每学期在大学修一两门研究生的课程,这样三到五年就能拿到一个硕士学位,有的人甚至一边在公司全职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斯坦福读博士。虽然有时候一个博士学位要读十年八年,但毕竟是能在全职工作条件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好办法。当然,如果有人不想拿学位只想听一两门课也是可以的。硅谷的公司深知职业培训的重要,一般都会在时间上和经济上鼓励员工追求更高的学位。为了方便硅谷员工修课,斯坦福大学有很好的远程教育网络。学生不必到课堂上听课,可以在家里电视机前上课。斯坦福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通过有线电视向校园和硅谷实时转播,它自己的学生也没有必要到教室去。很多人一学期没有踏进教室照样学得很好。万一上课的时间和上班的事情有冲突,在职的学生可以在课后到图书馆借出课程的录像补习。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大学为周围的公司的员工提供了如此方便的职业教育机会。

在斯坦福读在职博士的硅谷员工通常比刚刚本科毕业的学生更容易找到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因为一方面他们有工业界的经历,知道哪些课题今后对自己帮助大,另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靠教授的助学金生活,他们更看重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水平而不是他们手上的钱。(对于没钱的刚毕业的学生,常常要为了争取奖学金而牺牲自己的兴趣。)世界各国的博士生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花了四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研究的课题毕业以后可能没有用途,因为博士生不完全有选择课题的自由,有时也太不了解学校以外的社会。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在硅谷工作过的博士学生一般不存在。这使得斯坦福高级人才培养的效果非常好。

斯坦福大学也为硅谷和工业界培养了很多管理人才。有八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斯坦福商学院在美国和哈佛商学院齐名。硅谷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到那里去充电。为了方便日理万机的公司负责人也能到商学院进修MBA的学位,斯坦福除了有一般的MBA课程外还提供了专门给公司执行官们开设的EMBA课程。

当然,从斯坦福拿任何一个学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有句话,“哈佛难进,麻省难出”。而斯坦福大学实际上是既难进又难出,它对学生一贯采用严进严出的做法。有人认为只要给斯坦福捐一大笔钱就能“混”进学校,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因为斯坦福并不缺钱,而且不会为了钱去砸自己的牌子。(哈佛等大学同样杜绝这种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入学)根据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它本科生的四年毕业率只有75%左右,即使到第六年,毕业率也只有95%。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四年内完成不了本科学位,有百分之五的斯坦福本科生最后拿不到学位。这个淘汰率比中国最好的大学不知道要高多少。斯坦福的博士生淘汰率就更高了,很多人读了几年因为无法通过博士资格考试(QualificationExam)不得不拿个硕士学位走人。以它的电机工程系为例,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要被资格考试刷掉,当然每个人有两次机会。

除了为硅谷提供技术支持和培养人才外,斯坦福在帮助硅谷转型方面贡献很大。八十年代以前,硅谷的支柱产业是半导体。八十年代以来,从斯坦福孕育出的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SGI公司(太阳公司在九十年代的主要竞争者),推动了整个硅谷从半导体到硬件系统的转型。九十年代末,诞生于斯坦福的雅虎和Google以及无数小的互联网公司掀起了互联网的热潮,实现了硅谷的又一次转型。今天,斯坦福在能源、材料等方面的一些新技术正在帮助建立太阳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的产业,这个产业可能比互联网更大。

一方面斯坦福大学带动了地区性经济,另一方面它又是硅谷崛起最大的受益者。硅谷的公司为斯坦福提供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和捐赠。在历史上,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Google公司都是斯坦福的赞助者。仅惠普的创始人休伊特2001年就向斯坦福捐赠了四亿美元的巨资,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给予教育机构最大的一笔捐赠。2005年,斯坦福收到的捐赠首次超过了它的老对头哈佛大学,完全是托Google创始人和员工的福。斯坦福收益于硅谷的地方远不止在财政方面。由于硅谷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学生的就业率成为美国最高的,很多优秀学生正是冲着找工作方便这一条原因才选择斯坦福大学的。守着硅谷自然有得天独厚的创业和与工业界合作的机会,这又成为一些优秀教授选择斯坦福的原因。正是靠着硅谷的兴起,斯坦福大学才从二战后一个地区性大学一跃成为美国一流大学,继而又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政府资助的研究课题不仅偏向于理论研究,而且研究方向也未必有很大的前景。大学教授看上去自由自在,可以研究自己有兴趣的课题,不像公司里的人被绑在上司交给的任务上。但是因为没有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大学教授天天围着经费转,政府有什么经费他们不得不申请什么课题。几年前在欧洲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各国专家就这个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畅所欲言,贾里尼克教授听得不耐烦了,讲道“你们在这里吵来吵去白浪费时间,还不是各国政府给你什么钱你就干什么课题。”这是一个大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它确实是实际情况。在2000年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计算机科学在美国进入低潮,很多计算机科学家都转行去搞生物统计和生物信息处理了。而现在,大量学习生物统计的博士生毕业了,而学术和工业界对生物统计根本没有增加多少需求,很多博士生将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这是政府计划性很难避免的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3-8-15 00:32:18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斯坦福

在美学习期间,我有幸参观了被世人认为神秘而又带有传奇色彩的斯坦福大学,走在学校的绿荫里,目睹学校的设施,乘坐着学校的免费公共汽车,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感慨。我想,如果在中国有这么所大学多好啊!本来我已经写过硅谷的考察,但是思前想后,感慨万千,斯坦福对美国太重要了,我们国家好几所大学与斯坦福无论在建校历史还是在学生的情况方面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只是在办学方向上有些不同。我想写一下在这方面的感想,客观评价一下斯坦福与硅谷,一人之言,不知是否有无启示。斯坦福,一直被学术界称为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最好的学校。我在美国学习六个月,耳闻了斯坦福的故事,目睹了美国的硅谷,了解了斯坦福与硅谷的变化。到底是斯坦福影响了硅谷还是硅谷影响了斯坦福,在这方面我做了一些分析。 应该说,1965年前,是斯坦福影响了硅谷和塑造了硅谷;1965年后,斯坦福与硅谷之间就是一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硅谷实际上也在塑造着斯坦福。现在的硅谷早已不是斯坦福的硅谷,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高科技社区,它拥有斯坦福并为斯坦福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世界性平台。
  一般人说起硅谷,总是要提到斯坦福大学。然而,硅谷与斯坦福之间是什么关系?到底是斯坦福创造了硅谷,还是硅谷成就了斯坦福的辉煌?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却并不容易。今天硅谷有世界信息技术圣地—麦加的声名,显然把它归功于仅仅有一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在工程领域,MIT应该说比斯坦福更出色,但毗邻的MIT和哈佛至今也无法与硅谷相比。然而,如果没有斯坦福,还会不会有今天的硅谷以及硅谷目前依然风头正劲的发展态势、甚至于一度成为整个美国经济信心的重要支撑呢?估计也没有人敢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概言之,斯坦福的存在肯定不是硅谷形成的充分条件,但是没有斯坦福这个必要条件,恐怕也同样不会出现硅谷。
  一、斯坦福对硅谷的历史贡献
  今天的硅谷一般是指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圣塔克拉拉山谷、距加州著名的旧金山市60公里左右的圣何塞市及周边社区。1876年,加州前州长老利兰.斯坦福捐出了他8000多英亩专供培育良种马的帕罗阿图农场,要创办一所完全不同于东部长春藤联盟的大学,即一个没有宗教派系之争、重实用技术、培养有高素质人才的大学。在经过5年的精心筹备和计划后,1891年一所融合了美国特有的西部精神的现代大学,就在这块丰饶的谷地上正式创办了。老斯坦福的个人风格、共和党政治背景以及个人创业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为这所后来被称为“西部哈佛”的大学奠定了基调,崇尚个人奋斗、平等、务实的精神,成为斯坦福办学风格,老斯坦福慷慨捐赠的8000多英亩土地(MIT和耶鲁都不足两百英亩),为后来斯坦福参与硅谷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在斯坦福大学成立20年后,无独有偶,1909年,也是凭着一种到西部开拓和冒险的精神,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毕业生艾沃尔(Elwell),在当时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乔丹(DavidStarr Jordan)和工程系主任马克斯(C.D.Marx)的支持下,在今天的硅谷创办了鲍尔森无线电话电报公司,即后来的联邦电报公司(FTC)。紧随其后,1912年,耶鲁出身的后来被称为“电子管之父”的德福雷斯特(LeeDeForst),怀揣着他的真空三极管专利,同时又背着被联邦法院以商业诈骗传唤的罪名,也来到帕罗阿图创办了自己的个人公司。在艾沃尔以及联邦电报公司为其支撑起来的保护伞下,德福雷斯特先后完成了大量的技术发明,这些包括电子管放大器在内的大量的技术发明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FTC大概是比较早的一个由大学参与其中的公司,斯坦福大学不仅为其投入了一定的经费,特别是系主任马克斯本人就是公司的投资者,而且斯坦福的高压实验室以及教授们直接为公司提供了研究支持。由于长期受到居于垄断地位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挤压,作为一个商业意义上的公司,FTC应该说也算不上是一个很成功的公司。但是,FTC与大学间的密切合作却为斯坦福参与硅谷高科技社区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早在FTC创立伊始,它的研发型小公司派生模式就初具雏形。公司成立的第二年,两个丹麦人杰森(Jensen)、阿尔伯提斯(Albertus)便与派迪哈姆(E.S.Pridham),一位斯坦福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FTC雇员,一同离开公司在那浓(Napo)的一个车库中,创办了一个小型研发型音响设备公司(Magnavox),所以真正开“车库创业”先例的并不是后来的惠普;此后,比较著名的还有1936年公司职员费舍尔(Fisher)离开FTC创办的费舍尔实验室,1932年理顿(Litton)出走建立的理顿工程实验室等等。总之,几乎所有自立门户的雇员都是带着自己的技术发明而离开公司的。斯多根(TimothyJ.Sturgeon)在评价FTC公司的这种现象时说到:早期FTC的雇员脱离公司、自立门户的意义尤其值得一提,因为它通常被认为是后仙童(Fairchild)时代硅谷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征,而实际上,早在1910年,这一模式特征包括后来人们频繁传诵的车库创业佳话在硅谷就出现了。
  客观而言,斯坦福作为FTC的参与者或经营者并不成功,但其作为一个孵化器的角色却是相当的成功。也许正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成功的经营者,却为后期大学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产业经济提供了经验教训,而也正是因为它在不经意之中所扮演的孵化器角色,才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硅谷创业型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模式胚芽。诚如斯多根所言:硅谷的真正起源不是以惠普等第一批重要的电子企业的出现为标志,也不是以特尔曼鼓励自己的学生大胆创业的举措为起点,它的发达史要推到20世纪初,而不是1955年。的确,现在回头追溯硅谷早期发展史,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另类大学斯坦福的诞生,没有早期一大批工业“牛仔”的冒险创业行为,很难说一定会出现1955年硅谷发展的转型和此后的迅速崛起。
  硅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标志是1955年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创立。从历史角度分析,肖克利实验室之所以被视为具有标志意义,其原因就在于它在硅谷的发展中所发挥的实际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所谓“承前”,除了与前所述历史有关以外,还有两个事件值得特别关注,而这些事件无不与斯坦福关系密切。一是惠普的诞生。1938年,在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主任特尔曼(FrederickTerman)(通常被人称为硅谷之父)的鼓励下,在东部工作的斯坦福毕业生休利特(WilliamHewlett)与帕卡德(DaveParkard)双双返回圣塔克拉拉,在特尔曼的帮助下,两人在帕罗阿图镇的爱迪生大街367号的一间车库中创办了一家公司(如今被加州定为历史文物:硅谷诞生地),这就是今天依旧如日中天的惠普公司。惠普发展迅速,到二战结束时资产已达到数百万,并于1947年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惠普的崛起备受世人瞩目,也引起了当时正在贝尔实验室的斯坦福毕业生、诺贝尔奖获得者肖克利(WilliamShockley)的关注,1955年,看好硅谷这块风水宝地的肖克利也回到硅谷创立了自己的半导体实验室,并网罗了一大批一流的技术精英。至此,在斯坦福的门生们主导下的硅谷,真正开始启动了它作为世界电子技术摇篮的进程。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福大学鉴于内部财政上的吃紧,在当时副校长特尔曼的建议下,决定将老斯坦福慷慨捐赠的靠近帕罗阿图的部分土地出租,建立高科技工业园区。1951年,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科技园区建设计划正式启动,包括瓦里兰、柯达、通用、惠普一批电子企业纷纷来园区创业,新辟出来的700多英亩的土地到70年代末陆续租完。现在的斯坦福园区已经拥有包括电子、软件、生物科技等领域的150多家公司,还有大量的律师事务所、财经服务机构、策划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等。然而,也许正是鉴于历史的教训,斯坦福并不介入园区任何企业的经营,园内也没有一家属于斯坦福的公司,斯坦福只是坐收租赁土地的渔翁之利。这一点无论是对斯坦福还是硅谷的形成都具有特殊意义,即所谓的肖克利实验室产生的“启后”效应。
  肖克利是一位知名学者,凭借天才学者的魅力,他把当时最有才华的一批年轻科学家聚集在自己的周围。然而同样,也正是由于他是一位太单纯、太学究气和学阀气息浓厚的学者,又注定了他成不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注定了肖克利实验室最终不幸的命运。但是,所有这些关于他个人的有幸和不幸,现在看来都恰恰在偶然之中成就了硅谷的崛起。1957年,肖克利实验室的八位最杰出的精英因不满肖克利的唯我独尊而集体出走,即所谓硅谷最为经典的“八叛逆事件”,从此点燃了硅谷这个高科技社区发展引擎的导火索。随后,八人所创办的仙童(Fairchild)公司利用半导体技术优势,在短短时间内便成为硅谷成长最快的公司,到1967年就已经创下营业额2亿美元的硅谷神话。然而,“八叛逆事件”的真正意义还不止于此,由仙童开始,硅谷逐渐成为风险投资家的乐土,美国西部精神通过技术创新与工业冒险而重焕生机,叛逆和跳槽成为一种时尚。在肖克利实验室之后,仙童成为半导体技术人才的孵化器,八叛逆中的赫尔尼(J.Hoerni)、罗伯茨(S.Boberts)、克莱尔(E.Kliner)等出走并自立门户之后,诺伊斯(N.Noyce)和摩尔(R.Moore)也脱离仙童,成立了今天计算机行业的英特尔公司,一批批人才从仙童跳槽,在斯坦福附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一时间,个人创业成为硅谷的潮流。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硅谷的半导体行业有一半以上是仙童的近亲。由此,人们经常津津乐道的硅谷现象、硅谷文化、硅谷模式或硅谷神话等也正式出笼。摩尔在晚年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到,人们通常把对硅谷的理解赋予一个魔幻般的公式:技术+企业家+资金+阳光=硅谷,或者用一串人物勾勒出硅谷的历史连续性。实际上,硅谷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所有硅谷人的经验积累。对此,他将硅谷经验概括如下:一是科学家成为管理者;二是把科学商业化、产业化;三是善于识别、创造和捉住机会。此外,还有一个是限制竞争的维度,即强调专业化。
  对于摩尔的经验之谈,我们还有另外一层理解:如果说早期的斯坦福是硅谷的奠基者或硅谷模式形成的功勋,那么在1955年之后,斯坦福则既是硅谷高科技社区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同时又是硅谷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此,斯坦福与硅谷之间不存在主导与被主导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硅谷不是斯坦福的硅谷,而是整个美国甚至世界的硅谷。如艾利(JamesAley)说到:因为斯坦福才有了硅谷,但是,伯克利、卡耐基、加州理工和MIT以及其他每一所超一流大学都在为硅谷提供技术和人才,许多人会认为,事实上,MIT是美国最好的工科学府,然而,没有人会认为,MIT周围的高科技社区能达到硅谷的繁荣程度。斯坦福有别于其他人才中心之处不在于它拥有一批有想法、绝顶聪明的人,而在于硅谷大量的聪明人其中有一部分是世界级的裁缝,他们善于把想法变为有利可图的现实。硅谷甚至也不是美国的硅谷,而是世界的,据粗略估计,现在的硅谷仅常驻的亚裔人口就占1/4,而其中的1/3为炎黄子孙,伯克利大学教授安娜莉?萨克森奈恩(AnnaleeSaxenian)认为,在硅谷,IC(integratedcircuts)已不仅仅代表“集成电路”,而且是代表印度人和中国人。换言之,现在的硅谷早已不是斯坦福的硅谷,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高科技社区,它拥有斯坦福并为斯坦福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世界级平台。
  二、美国的硅谷对斯坦福的影响
  自仙童公司的创办到如今,硅谷的发展和变化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从20世纪60年代的半导体、70年代的处理器,到80年代的软件业,再到90年代的互联网;从惠普当年借特尔曼的几百美元创业,再到如今占美国人口不足3%的圣弗兰西斯科海湾地区,集结了全美由私人公司提供的用于高风险创业资金总额的35—40%,这种突变恐怕就是当年硅谷之父特尔曼也无法料想的,更不要说带着落寞和失意回到斯坦福重执教鞭的肖克利。毫无疑问,硅谷的迅速崛起,为斯坦福所带来的直接回报就是金钱,但最大的回报恐怕还是源源不断的智力资源和生气勃勃的发展活力。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斯坦福每年仅仅从工业园区的土地租赁中就坐收600万美元。如今,随着房地产业价格火箭般地攀升,没有人说得清楚这寸土寸金的地方将来意味着什么。然而,房地产绝对不是斯坦福硅谷收益的主要进项,凭借硅谷的技术开发优势,斯坦福另外一笔不菲的收入应该是专利出卖所得。据雷马斯(Reimers)统计,从1954年到1967年,斯坦福的出卖专利收入不过45000美元左右,然而,从1970年斯坦福的技术授权办公室创办开始到1998年,斯坦福的专利收入已达到3亿美元。当然,相对于由斯坦福分娩产出的公司每年的收入达到1000亿美元来说可能无法相比。斯坦福重要的一个非政府来源就是校友捐助,大批的硅谷精英和新秀不时地为母校注入大量的资金。比较著名的1977年惠普的休利特和帕卡德两人共同为斯坦福捐助了920万美元,就是用这笔资金,斯坦福建立了弗里德里克.特尔曼工程中心。在1991年斯坦福一举创造了百年校庆募捐126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这在整个高等教育史上也是一个新记录,甚至连豪华世家哈佛也望尘莫及。
  金钱或许不是万能的,它并不一定能够为斯坦福带来荣誉,因为至少到今天,东部的一些老长春藤大学特别是耶鲁,在它眼中,斯坦福还不过是一个新贵和暴发户,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正因为有了近水楼台的硅谷,有了充裕的经费来源,后起的斯坦福办学层次和水平提高之快令人震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与硅谷的发展同步,斯坦福在全美大学评估中的地位也扶摇直上,目前,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院以及主要的几个专业学院,都基本在全美的前5名之列。显然,在此讲资历、论传统,斯坦福一百多年的历史实在有些“浅薄”,或许正因为如此,它也无意去与哈佛、耶鲁等高校比拼,而唯一所凭借的就是发展实用科学和开发技术,即通过摩尔所谓的科学商业化创造和积累财富,再转过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增强基础研究实力。而学校地位的攀升,又是学校吸引优秀生源、抬高门槛值的前提条件。随着斯坦福地位的上升,联邦拨款和专项资助、基金会的赞助越来越多,学费额度也节节拔高,由1920—1921年度的每人120美元,到1970—1971年度的每人2400美元,再到1990—1991年度的每人14280美元和如今2003—2004年的每人27200美元,可谓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高额的学费收入对学校而言无疑又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总之,斯坦福能有今天,当然要归功于它成功的办学策略,而这一策略的根源在于老斯坦福本人崇尚的实用哲学,特尔曼则是这一哲学功勋卓著的实践者,而硅谷特殊的社区环境无疑为这一哲学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事实上,无论那一所老牌大学如何在表面上轻看斯坦福,但在行动上,却也难说不为斯坦福的业绩所动。1970年,虽然鉴于大学直接参与企业经营不利的历史教训,但是又实在无法抵挡大学内部研究有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的诱惑,斯坦福成立了第一家大学的技术授权办公室。由校方对于那些有广泛应用价值、可以市场化的研究项目,专门负责专利申请、谈判和推广。学校为专利申请提供相关的费用,而专利一旦被推广和市场化,学校是其中的当然受益者之一。但是,斯坦福从不参与企业的经营,而只是从中分享自己应该得到的利益。它的这种大学内部研究转化机制,后来纷纷为MIT、哈佛和耶鲁等所仿效。不过在具体运行中却略有差异。例如在斯坦福,教师只要在不影响份内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前提下,均可以直接参与创业活动,但在耶鲁,这种行为却得不到许可。正如耶鲁该机构负责人所言,斯坦福和MIT可以不插手教师的创业活动,是因为他们周围存在一个有利于此的环境,但是,耶鲁却做不到。斯坦福和MIT的教师有足够的创业经验,耶鲁的教师则缺乏这种背景。从中,我们不难领会硅谷对于斯坦福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有了硅谷作为世界电子技术领头羊和大量风险资金集结的创业环境,再加上斯坦福对教师和学生创业的默许,就不难理解为何斯坦福人对应用技术开发如此情有独钟、个人的创业热情何以如此高涨。据粗略估计,在过去的50年中,硅谷之中由斯坦福的教师、学生和毕业生创办的公司达1200多家,目前50%以上的硅谷产品来自斯坦福校友开办的公司。无疑,在这种氛围下,斯坦福中最落魄和失意的学科和人群可能是人文学科及其从业者。然而,恐怕也只有在硅谷中的斯坦福人能够意识到这些学科的经济开发价值。如费舍尔指出:传统上人们认为,斯坦福的人文学科的价值也不过是如同烙印在T恤和杯子上的“斯坦福”字样,然而现在不同了。斯坦福大学专门成立了教育风险办公室,与软件公司合作开展冠以“斯坦福”商标的多媒体开发。
  三、关于斯坦福大学对我们的启示
  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斯坦福算得上是一个“另类”。然而,或许也就是这所集结了17位诺贝尔奖、4位普立策奖、220位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会员和128名国家科学学会会员的豪华教师阵容,拥有大批学术界领袖、工商界成功人士和政府高级官员的校友群体的另类大学,可称得上是最有美国色彩的研究型大学。故而,人们往往又把它视为大学之中美国精神的一面旗帜或美国梦成真的典范。斯坦福大学地处美国西海岸,一个曾经是老一代移民的寻梦之所;一个在西部淘金中成功“牛仔”的慷慨义举;一个被视为现代世界技术圣地麦加的硅谷;还有不断涌来的新一代期望实现自己梦想的技术移民;大批风险投资家的巨大赌注……所有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绝妙的颇为生动且壮观的现世图景。
  斯坦福没有多少传统,如果一定要追溯它的传统,那就是讲求实用、追求财富的短短发达史。老斯坦福极为反感大学的宗教派别之争,因此,斯坦福没有哈佛和耶鲁等原生的宗教性。也许正是因为没有传统的束缚,斯坦福追求实用技术的冲动力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于是,便有了它在圣塔克拉拉播下的种子,随之也便有了后来充满生气的硅谷。而一旦这些种子破土而出,并在硅谷四处生根、开花和结果,斯坦福就成了收获者。它不是硅谷中的最大收益人,却是硅谷最稳定的收益人。这些有形和无形的收益反过来又为斯坦福注入了更为旺盛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泡沫的大大缩水,也许多少预示了硅谷不是一个永远无法打破的神话,但是,因为斯坦福的存在,当然也包括伯克利、加州理工以及圣何塞大学等其他知名和不知名大学的存在,相信硅谷的技术发达史在不远的将来还会继续谱写出新的篇章。
  对硅谷历史曾有过专门研究的科学史学者伦奥尔(TimLenoir)认为,如果说在1965年以前,是斯坦福影响了硅谷和塑造了硅谷的话,那么1965年后,硅谷实际上也在塑造着斯坦福。他指出,从那时起,硅谷中充斥了大量的怀揣博士学位的人们,形成了一支频繁流动的高水平劳动力队伍,并造就了一种在高风险中求得回报的文化,一种共同体的合作精神,一个竞争的开发和投资环境;另外还有大学之间的互动,人们对高质量物质生活的追求,政府的介入、特别是对研究的大力扶持,以及各种专门事务部门如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完善,如此等等,为斯坦福作为技术孵化器的成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而斯坦福作为孵化器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硅谷对研究生研究的资助来实现的,一句话,在此,“每一件事情都是围绕研究而被组织起来的”。
  对于斯坦福大学的成功经验,学校自身做过许多总结。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在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中将本校发展经验集中概括为下列主要因素:(1)坚持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战略定位及其学科发展特色。斯坦福大学坚持不懈地追求三个理念:精心选拔学生;致力于知识探索;富于批判性的追根究底的科学精神。(2)始终把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结合看作是主要任务。从事创造性研究的学者不仅可使学生受益,在师生交流和学术研讨的活动中,知识本身也将得到丰富和完善,教研也可以相长。(3)将学术自由作为学校的立校根本。(4)建立大学与工业界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在学研产一体化办学中实现师资队伍的素质提升,并培养高质量科技创新人才。(5)坚持研究的开放性和内在发展的逻辑性,把握机遇不断创新。研究型大学不能依赖于商业产品的开发或政府工业政策的驱使,否则就失去了它的优势,也失去了对知识的探索和追求。
  总之,因为有了务实及对有形财富的关注远胜于无形资源的斯坦福(特尔曼就是一位把能否为学校带来财富视为终身教授评聘的基本标准的富有争议性人物),才有圣塔克拉拉朴实乡村景观到技术圣地之旧貌换新颜;因为有了硅谷这样一个对技术有着宗教般虔诚的社区,即在人类学家英吉莉.卢克(J.AEnglish-lueck)看来,一个技术理性无所不在甚至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细微环节之中硅谷,斯坦福才成为了研究型大学林立的美国新宠。没有多少深厚文化底蕴的斯坦福,因为它短短的发达史,在20世纪60年代,曾一度被哈佛著名的社会学家里斯曼(Davidkiesman)戏称为“流星”大学,然而,至少到现在,这颗流星还没有陨落,甚至看起来较以前更为炫目。我们固然不能断言斯坦福是“借”了硅谷的光而熠熠生辉,但毫无疑问,没有令世界瞩目的硅谷,斯坦福的光环会黯淡许多。
  正如同硅谷是不可复制的一样,斯坦福大学的发达史也是不可复制的,因为这其中实在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历史机遇和错综复杂的文化因素。但是,即使如此,从中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些许启示,这就是大学完全有能力去塑造一个具有自己风格的社区,并在对社区的参与和社区的互动中,为自己赢得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办学环境。大学的社区塑造模式并不是唯一的,而且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有一个立足自己特色并不断探索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也许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何与斯坦福同样以工程见长、且更胜一筹的坎布里奇社区中的MIT,难以创造出一个比硅谷更出众的园区,因为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声名,文化的哈佛都盖过了MIT,所以拥有哈佛与MIT的坎布里奇社区,更突出的特色是典雅华贵、雍容大度,而不是被老派的人们所斥责的斯坦福的“粗俗的、势利的技术功利主义”。以此来理解拥有中科院、北大、清华以及其他众多院校的中国超级豪华阵容的中关村,也颇意味深长。不知道以实用见长的清华、中科院以及大批其他传统行业院校,还有以人文见长的北大、人大和北师大,究竟谁能够成为斯坦福,成就一个中国的“硅谷”。斯坦福大学从创办到跻身为世界一流大学,不过短短数十年,这对于历史不太长的中国大学来说,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一是构建大学发展的良好社会大环境
  (1)大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大学既不能随波逐流,也不能坐享其成,无所作为,而要积极主动地为自己创造发展的条件和机遇。因此,大学必须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使命,做真正的思想者、预言者、批判者和行动者,由此使自己真正成为社会的中心,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大学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为自己构建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国家应当自觉认识到,大学的学术就是国家的学术,大学的发展就是国家的发展。因此,政府应当简政放权并积极营造良好的宽松、宽容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使大学积极地自主、自治、自由谋求科学与学术发展空间。待遇很重要,但学术环境问题更重要。
  二是合理定位自己的发展战略
  学校的历史是重要的,但时间短未必不能办成一流大学;办大学的经费是重要的,但经费短缺未必不能建设成一流大学。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五大名校,都是通过不太长的时间迅速成长为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因此,学校是否能成为一流,并不在历史长和规模大,关键在于要有适合于自身发展的思路、规划,并努力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在锲而不舍的发展过程中,学校既要分析自身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也要分析国内外同行的发展趋势与优势,找准学校发展的起点和突破口,牢牢把握成长与发展的机会。
  三是立足区域,面向社会,拓展空间
  大学要走出象牙塔,与社会和企业界密切联系,即树立地区荣誉感,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结合自身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和当地资源优势,为区域发展做好服务,为自身发展拓展空间。
  四是人才强校,打造大学核心竞争力
  人才强校,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选准校长。学校发展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好的校长,校长的远见卓识对大学的发展起着导向性的作用;二是强化一流师资队伍建设。而两个方面的落实如何,其关键在于是否真正愿意以开放性的思路与姿态面向国内外广纳贤才。
  人才强校,必须有一个好的制度体制作保障。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而只有好的制度,才能广泛吸引、充分使用和留住一流人才;有了优秀人才,才能以一流的学术声望,吸引大项目和出大成果。并通过优质的教学科研,培养出一流的具有创造性的人才。
  当前,中国正在精心打造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在这样的良好社会背景下,只要努力对照斯坦福大学的成功之路,我们相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一定会成长出一批世界优秀的中国大学群。

作者:qizhijiaozi
 楼主| 发表于 2013-8-15 00:46:20 | 显示全部楼层
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谈硅谷和斯坦福

在近来的会议中,南京市领导频频提及硅谷和斯坦福,这座城市的成功模式,正给南京以镜鉴。杨卫泽表示,硅谷的崛起之路,对南京推进科技创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硅谷是举世闻名的高科技园区。截至2011年6月,这条不足50公里长的狭长地带,已集聚了1万家高科技公司,其中全球前100大高科技公司有30%总部位于硅谷,上市科技公司总市值高达1万亿美元。

    硅谷的形成和发展与斯坦福大学密不可分。杨卫泽在会上提供了一组详细的数据,据粗略统计,斯坦福大学员工与校友在硅谷创建的公司有1300多家;“硅谷150”上市公司中,斯坦福基金支持的公司创造盈利达2040亿美元,占到总盈利的50%以上;斯坦福基金支持的公司资本总额达6640亿美元,占到市场资本总额的53%。

    他分析道,硅谷和斯坦福大学的融合互动是硅谷成功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斯坦福大学着眼科研成果商业化的需要,制定了鼓励科技人员创立企业的政策:允许教师和研究人员每周有一天到公司兼职;允许他们有1-2年时间离岗创业或兼职,学校保留其职位等等。这些措施如今则为南京所用,体现在了这次的九条政策中。“斯坦福大学很多教授都是双重身份,既是教授,又是企业家。”杨卫泽说。

结合南京杨卫泽说:人才是‘长着脚’的,人是要往高处走的。南京留不住、用不好,人才就会外流,使南京沦为人才的‘原油输出’地;科技成果是‘可转让的’,南京本地不能有效转化,就会到外地转化,使南京成为外地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抽水机’;门户城市是‘四面洞开’的,如果南京没有足够的集聚和辐射能力,门户就会成为‘管道’和‘走廊’。京沪高铁开通了,南京的人才到苏锡常只要半个小时,‘流动’可能就会变成‘流血’,人才很容易就流走了。机遇面前,人人平等,机遇更是稍纵即逝。如果南京不能抓住用好以创新驱动为主体特征的第三次机遇,就有可能彻底丧失未来发展的竞争优势,导致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被动落后。

谈到南京科技创业特区,杨卫泽说,是我们按照国际一流标准,适应科技创业需求,创造一个特殊的制度环境和载体空间,目的是提高人才创业和企业孵化的成活率和成功率,进而实施大规模、科学化的“育苗造林”。我们将在全市规划建设总计占地50平方公里的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并配套财政、土地、规划、税收等特别政策支持,构建以“创业导师+专业孵化+创业投资”为服务模式的新型孵化服务体系。使特区成为各类人才开展科技创业的核心载体。三是打造科技创业投融资服务体系。围绕科技创业活动的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不同方面对金融服务的内在要求,着力构建更加完善的、支持科技创新创业的金融服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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